在《见字如面》中读到吴聪灵写给范美忠的一封信。范美忠何许人也？2008年汶川地震中舍学生先逃生的都江堰市光亚学校原教师，被网友口诛笔伐，讥讽为“范跑跑”；吴聪灵者，当年参与报道、鞭挞“范跑跑”的媒体记者。
时隔七年，记者吴聪灵被内心的不安所驱使，写下这封道歉信并公之于众，信中写道：“几年来一点点反省之余，我也在思考，我们社会的道德、法律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是指导并服务于人的生活，支持协助每一生命个体存活，活得有尊严、活出好的生命品质，活出轻灵的生命状态，还是仅仅拿来评判一个人道德品质的高下，褒之贬之，或神化妖魔化，或捧或杀？”
这样的反思，并不过时。而且需要反思的，绝不仅仅吴记者一人。
前不久的合肥高铁站女子扒门事件，余震未消。该女子的教师身份曝光后，舆论的烈火又添一把干柴，其撒泼形象与教师身份的不对称，引发又一波抨击。女子所在学校迅速对其作出停职检查处理，有网友建议高铁从此对其封杀，还有人认为2000元的行政处罚太轻，建议追究其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事责任。似乎越是穷追猛打，就越能显示自己与不守规矩者势不两立。
当年的吴记者，也曾经挥舞着“道德大棒”，觉得真理在握，不吐不快。但她回过头看当年的自己：“那样的轻狂与刻薄，简直不堪回首。”
无数人在舆论的狂欢中挥舞手臂，摇旗呐喊，又有几人看到了自己的轻狂与刻薄，并为之羞愧？
有人会奇怪，咦，怎么我要羞愧？难道不守规矩者不应该付出代价吗？难道谴责不义维护正义反而错了吗？
没错。但在下一次闻风而动、振臂高呼之前，不妨先问一问自己-----
你无所顾忌的批判，是不是另一种毫无节制的任性？
合肥高铁事件中的女子反复强调：丈夫来了我就走。宝鸡高铁站，丈夫与妻子吵架，中途下车，妻子于是拦住车门，宁可把一车人搭上，也要将堵气进行到底；一男子致电南京火车站，让火车等他20分钟，遭到拒绝后愤然要求投诉。这种“只要我需要，全世界都得让路”的逻辑，真是大写的任性。
对这种无视规则、一人独大的任性，我们当然要坚决说不，但是，什么才是反对的正确打开方式呢？
是不由分说跟着拍砖、吐槽？抑或简单粗暴的“人肉搜索”？热点事件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芸芸众生相，也像引信，点燃了人心的浮躁和人性的恶。本能的是非观、正义观如果放开理智的闸门，偏见的洪水就会泛滥成灾，不仅事件中的当事人瞬间被淹没，围观者也无法置身度外。以任性批判任性，以无序取代无序，将导致社会整体认知上的不求甚解和价值观的混乱。合肥高铁事件后，有网友批评乘警手段过于软弱，严重不作为，似乎忘记了，在上一波针对警察的抨击中，自己也曾经不遗余力。倘若警察敢于向扒车女亮剑，当机立断将其拖下车去，会不会又被当成粗暴执法的典型，受千夫所指、口诛笔伐？一个警察被当成了靶子，千万个警察执法时心有余悸。在舆论的跑马场上，人们追逐、围猎、厮杀，逞一时之快，在被撕裂的现实中，在缺少理性和宽容的社会里，人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，在劫难逃。
我们还应该问问自己：是否用错了严苛与宽容？
合肥高铁事件中，女子和丈夫最终被放行，规矩还是给任性让了路，随之而来的舆论风暴，也让当事人始料未及。女子对停职检查的处理表示不服：“在火车站犯的错，为什么单位要给我不相干的处罚？我教学又没犯错！”的确，私德即便有亏，不等于师德清零。女子的行为给自己的形象抹了黑，那是她咎由自取，但因此否认她二十年的职业付出，有矫枉过正之嫌，值得商榷。培根说过：“以严厉的目光对事，对悲悯的目光对人。”可惜我们常常颠倒了顺序，在该坚持的地方让步，在该放手的时候却不依不饶。让规矩硬起来，让人心暖起来，也许这世界会太平许多。
我们还应该刀刃向内，问一问：要求别人做到的，自己做到了吗？
明代朱棣发动靖难，兵临城下，眼看江山易主，解瑨、胡广、王艮三个大臣商量何去何从。解瑨、胡广纷纷表示绝不卖主求荣，赤胆忠心感天动地，王艮默不作声，只是流泪。三人分手后，解瑨连夜投奔了朱棣，胡广紧随其后，而王艮选择了自杀殉国。每当看到热点事件中的慷慨陈辞、激昂文字，我总会联想到这桩故事。把忠诚挂在嘴上的人，不见得骨头硬，同样的道理，在键盘上捍卫道德和规矩的人，切换到现实中，该插队插队，该闯红灯闯红灯，便宜占少了都觉得是吃亏，道德和规矩是一袭华美的袍，扯过来秀一秀，摆个POSE，袍子里的虱子多了不痒，只当没看见。
从“动物园老虎伤人”到“高铁女子扒门”，一个个热点事件为“规则”一词提供了活教材，由此引发的全民热议，让规则在各种声音中传递、交换、碰撞，在众人心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。每一个热点事件的发生、发酵，是舆论的狂欢节，也是学习规则，培养理性的良机，如果只满足于围观、吐槽、站队，我们就白白浪费了一堂生动的公民课。这堂公民课，是时代给我们出的一张考卷，试问，我们能及格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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